广西空管分局就改善绩效方案展开座谈研讨

另一方面，充分体现民主宪法的属性，重视改革动力和空间。

系统的开放性以系统的封闭性为条件。[26]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302. [27]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45页。

政治系统往往需要一种相当快的回应速度，而法律系统回应速度则往往相对缓慢。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就此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就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替代它。社会类型的变化导致了大量的新问题的产生，从而刺激了法律规则供给数量的激增。[67]这意味着，相对于法律系统外部环境中的其他诸多因素中，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更容易也更可能对法律系统产生刺激，从而通过差异制造差异，即在法律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与惊讶，最终使得法律系统对两个系统的刺激做出回应。

参见[德]迪特尔∙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从演化的历史看，由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演化到法治国，在18世纪出现了宪法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形式，乃是人类社会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5]例如，《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第5条规定，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等形式加强对全省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

由于这类项目尚处于论证阶段，并没有确定起草单位。在制度运行层面，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部分立法项目，反而是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立法规划制定完成，标志着五年立法议程的出炉。[9]另有论者着眼于法律起草的重要性，把它视作立法程序的起点。

这一条款将立法规划从立法惯例固定为正式的立法制度。但是，对于什么是重要日常工作，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都难以准确把握。

  [34]《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77页。尽管政府内阁的立法规划所安排的政府法案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立法议程和立法资源，为保障议员权利，英国议会下院建立了议员法案制度。[57]这很难说与宪法设计的初衷相符合。  [17]王绍光：《中国公共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借助于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亚什比（Ashby）、福斯特（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成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不仅生物系统是自创生的，人类的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是自创生的。尽管如此，政治宪法学在处理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关系方面，却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并无法提供足够坚硬和富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来处理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首先，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这意味着，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只能通过宪法这个渠道相互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宇宙论基础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毫不费力地在城邦的政治秩序与个人的灵魂秩序之间建立了类似大字与小字之间的对应关系。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关系稳定下来之后，法律主要通过立法的变迁，对社会的变迁做出反应。相对于自然法而言，成文宪法是实证法，而相对于一般实证法而言，成文宪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自然法的功能：它回答了一般实证法的合法性问题，即实证法的合法性就是合宪性。

法律本身不过是此种道德化自然法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系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政治系统不愿意接受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试图直接介入法律系统内部进行干涉，后果将会怎么样呢？计划经济的例子，也许对理解这个问题会有启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政府也逐渐学会了通过利率等宏观经济手段，对经济系统进行刺激，从而调节经济系统的运行。隐含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法律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权力的贯彻能力，通过法律的建构，本身就可以创造原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诸种权力。而宪法，则恰好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结构耦合关系的表现形式。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结构耦合的关系。

用政治宪法学的话来说，这就是既约束最高决断权的恣意，又能够贯彻执行决断的意志。他们的共同问题是将国家乃至社会的基本要素详尽地固定在行为遵从上，预设了我们社会之构成结构采用了规范性行为期待的模式，因此把宪法的问题仅仅理解成规范遵守或违背的问题。

四、结语：初步的总结与必要的补充 正如有学者指出，规范宪法学预设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系统，以及作为该成熟政治系统之表现形式的宪法，从而忽略了如下的中国现实：自清末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化。相对于有待解释的法律文本而言，宪法秩序生成的逻辑与过程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性。

只有当权力是一种合法权力，即掌权者与服从者是一种法理型的权威关系，权力的效应才能够最大化地被激发出来。另外，宪法的存在也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与反馈。

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另一类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结构耦合的关系。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都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子系统，分别在现代社会中执行化约全社会的剩余复杂性与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也各自按照有权/无权、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码运作，具有各自的运作封闭性与认知开放性。但是此后不断有人告诉我外面在下雨时，这些内容就不再是信息了。

法律的改变，只能在下位阶的法对上位阶的法的适用的意义上做出有限调整。政治最高决策权对这些议题做出决断后，政治系统还必须保证能够执行这些最高决定。

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宪法的成熟，不过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两个共同演化之系统同时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

实证法自身成了自身的根据。系统论宪法学通过对系统/环境关系的阐明，指出结构耦合是一种同时性关系（simultaneous relation），而非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

主权者被视为秩序的基础和守护者。改革开放以后，经过40年的改革，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再从市场经济中直接获取信息，而是通过失业率、货币兑换率、经济增长率、消费总量等宏观数据来对经济系统进行观察和判断。因此，如何限制最高主权的恣意性，就成了近代政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将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观察，并采用系统分化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宪法的起源以及演变的逻辑。

例如，法律可以通过遗嘱、信托、契约，设置某种原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新的权力。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分权的概念，都被视为对主权的挑战，也是对秩序的挑战，因此是不可容忍的，不存在宪法的概念。

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一直到1789年美国《宪法》的诞生，才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例如，在古希腊的宇宙论中，宇宙与城邦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城邦秩序是整个宇宙秩序的映射。

结构耦合的概念尤其有助于说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相互影响的方式与渠道是什么，以及通过宪法这个相互影响的条件化渠道，两个系统各自可以赢得什么。其二，结构耦合的概念进一步指出，通过宪法，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都各自增强了内部信息处理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各自的自我调整与演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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